除了《自序》，《东京梦华录》偶尔使用“大观”“政、宣”指称一个时间段，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时间，但是有些事件的年代是可以通过查证史料加以确认的，比如卷一所记“濠之内外，皆植杨柳，粉墙朱户，禁人往来”的东京外城，这是政和六年（1116）以后的景观，因为本年度朝廷启动了北宋立国以来东京外城的第三次大规模维修；比如“皇太子纳妃”，这不是通用性的礼仪介绍，而是北宋百余年间仅此一例的世纪婚礼，即徽宗所立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，发生在政和六年；比如“元旦朝会”，徽宗朝一共举行过三次元旦朝会，分别是大观二年（1108）、政和八年（1118）、宣和六年（1124），本条最后说“人使朝辞。朝退，内前灯山已上彩”，而“元宵”描写灯山上金书大牌写着“宣和与民同乐”，综合来看，孟元老所记应为宣和六年（1124)元旦朝会，也是北宋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大朝会；比如“驾幸琼林苑”中说苑里遍植“闽、广、二浙所进南花”，这应是政和六、七年以后才有的景观，因为从这时候开始，福建、二广效仿东南地区，加入进奉花石的行列，南花才被移植到了东京城中；南郊大礼后皇帝行恭谢之礼的景灵西宫，建成于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。除此之外，孟元老留下许多提示时间的线索，主要包括官职、服饰与建筑等，比如：

卷九“天宁节”：“初八日，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；初十日，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，并诣相国寺。罢散祝圣斋筵，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。”据《宋史》，修武郎，政和二年（1112）由内殿崇班改名；宣教郎旧称宣德郎，政和四年（1114）改；“入内上寿”说是在集英殿，政和五年（1115）集英殿改名右文殿。综合宴会所用大晟府新制“竹部”乐器“篪”、新创徵招调“中腔”及“踏歌”等新乐调来看，所记可能是政和四年（1114）庆祝徽宗三十三岁生日的天宁节大宴，孟元老用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浓墨重彩描绘者，正是大晟乐最初应用于宫廷燕乐的历史时刻。

卷十记南郊大礼。徽宗在位期间一共进行过八次南郊大礼，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记发生在哪一年？“驾诣郊坛行礼”说圜丘坛“坛高三层”，是一个重要提示信息。自北宋立国至徽宗政和三年（1113），南郊圜丘坛均为四层坛面的祭坛；政和三年议筑新坛，用阳数建“圜坛三成”，徽宗下诏“候过今次大礼施行”，即从政和六年（1116）开始启用。在记录坛前所设宫架乐时，孟元老不提乐器名称，只留下相当奇怪的描述：“有琴而长者，如筝而大者，截竹如箫管、两头存节而横吹者，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，如笙而大者，如箫而增其管者。”这些乐器其实是大晟琴、瑟、篪、埙、笙竽、箫等，无一不是刘昺新增或改制的大晟乐器；介绍武舞引舞时，则说“比文舞加数人，击铜铙、响环，又击如铜灶突者；又两人共携一铜瓮，就地击者”，这些同样也是大晟府新增“金部”乐器，是根据古器物制作出来的金、金镯、金铙、金铎，合称“四金”。据此可知，孟元老记录“驾诣郊坛行礼”，大晟雅乐在南郊大礼中的应用，是重点所在。接下来的“下赦”一条，提到“通事舍人得赦宣读”，政和六年（1116）以后改通事舍人为宣赞舍人，这一官职实际上框定了南郊大礼的年代下限。

不过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以最诡异方式留下年代暗示的，是上元节观灯。上元节观灯是北宋立国之初就确定下来的重要节日庆典活动，被视为展现太平盛世、与民同乐的重要方式，徽宗更将其发展为几乎绵延一月的狂欢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以“元宵”“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”“十五日驾诣上清宫”以及“十六日”四个条目、总计2000余字的篇幅，对此做了全方位、多角度、连续性的报道。但是，正月十五日，“宣和与民同乐”的正日子，标题却是“驾诣上清宫”，正文只有“十五日，诣上清宫，亦有对御。至晚回内”15个字。正月十五，皇帝理应早膳之后登上宣德楼，御座临轩，让百姓得以“瞻见天表”，并在一整天里主持宴会、观看表演、放赦罪人，为什么反倒白天去了上清宫、夜晚回宫再不出现？十五日，繁华汴梁城中最璀璨的夜晚，为什么在孟元老笔下显得无比冷清，呈现出一片空白与沉默？理应安排在十五日的节目，为什么集体出现在“十六日”的条目之下？查阅徽宗宣和年间的史料笔记，方才发现，孟元老有意用一片反常的空白与沉默，暗示此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；看清这个秘密，《东京梦华录》这部书将会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（1100年2月23日）徽宗即位，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（1126年1月18日）徽宗内禅。在其执政期间，确实曾有一个上元之夜，酷爱上元观灯的宋徽宗因为一件令他极不愉快的意外事件，一反常态，没有出现在宣德楼上，这一天是宣和六年正月十五（1124年2月2日）。白天，他独自登宣德楼看开封府决遣罪犯，楼下人群中突然跳出一个貌似寺院学徒僧的黑衣人，指着他大声怒斥：“就是你吗？你有什么神力，胆敢破坏我们的佛教？今天我告诉你，报应就快到了！连我都不怕你，你岂能破坏诸佛与菩萨？”徽宗惊怒交加，命开封府就地严刑审讯，此人却一语不发，也不见丝毫痛苦之状；徽宗又召来善行天法的法师，法师也对其无可奈何，最后只能处死了事。蔡京之子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详记此事，说“上大不怡，为罢一日之欢”，孟元老则说不开心的皇帝当天去了上清宫。上清宝箓宫建于政和五年（1115），里面住着大批道士，是徽宗进行斋醮活动的场所，徽宗被册封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、成为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君主，也在此地。上清宝箓宫有复道直通皇宫，艮岳就建在这座宫殿的东面。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发生在宣德楼下的意外事件，正是源于徽宗大规模崇奉道教、贬抑佛教的政策；孟元老不是简单记录东京承平年代的元宵盛况，而是用一种极其隐晦的特殊手法，写出了徽宗朝大兴道教的重要政治事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