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广被封任为扬州总管，前去拜见隋文帝，即将返回扬州，他前往后宫向独孤皇后辞行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独孤皇后也因此潸然泪下。杨广说道：“我生性见识少且愚钝低下，时常顾念兄弟之间的骨肉亲情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皇太子，他常常心怀怒气，企图对我诬陷斩杀。我深恐谗言出于亲人之口、酒具食器中被投放毒药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我很是忧虑，时常提心吊胆，唯恐突然遭受危亡。”独孤皇后听罢也非常气愤地说：“杨勇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我为他娶了元氏的女儿为妻，他竟然不以夫妇之礼相待，反而特别宠爱阿云，让她生下了那么多猪狗一般的儿子。早先，儿媳妇元氏遭遇毒害，我也不能过分追究此事。为何他现在对你又生出这样的念头！我还没死，他就这样，如果我死了，他肯定加害于你们！我一想到东宫皇太子竟然没有正室，等到你们皇父百年之后，却要你们兄弟去向阿云跪拜问候，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啊！”杨广听后又跪倒在地上，啜泣不止，独孤皇后也悲伤得无法自抑。从此以后，独孤皇后更是下定决心要废掉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。
起初，隋文帝杨坚立杨勇为太子，而杨广通过伪装骗得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。再加上杨素帮他说话，隋文帝就一直没有发现杨广的真实面目，最后还把杨勇废掉，改立杨广为太子。杨广是个残忍的阴谋家，他为了当上皇帝害死自己的父亲、长兄。
（隋炀帝大业五年）初，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，久当枢要，高祖末，出为襄州总管；帝即位，自番州刺史召之，欲用为秘书监。道衡既至，上《高祖文皇帝颂》，帝览之，不悦，顾谓苏威曰：“道衡致美先朝，此《鱼藻》之义也。”拜司隶大夫，将置之罪。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，卑辞下气，道衡不能用。会议新令，久不决，道衡谓朝士曰：“向者使高颎不死，令决当久行。”有人奏之，帝怒曰：“汝忆高颎邪！”付执法者推之。裴蕴奏：“道衡负才恃旧，有无君之心，推恶于国，妄造祸端。论其罪名，似如隐昧；原其情意，深为悖逆。”帝曰：“然。我少时与之行役，轻我童稚，与高颎、贺若弼等外擅威权；及我即位，怀不自安，赖天下无事，未得反耳。公论其逆，妙体本心。”
道衡自以所坐非大过，促宪司早断，冀奏日帝必赦之，敕家人具馔，以备宾客来候者。及奏，帝令自尽，道衡殊不意，未能引决。宪司重奏，缢而杀之，妻子徙且末。天下冤之。
所向：假使当初。
隋炀帝大业五年（公元609年），起初，内史侍郎薛道衡因其才学出众而享有盛名，他担任枢要部门的官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隋文帝末年，他被任命为襄州总管。隋炀帝即位后，将他从番州刺史的任上召回朝廷，想要让他出任秘书监。薛道衡回到京城后，向隋炀帝奉上《高祖文皇帝颂》。隋炀帝看后，很不高兴，看着苏威说道：“薛道衡极力称颂前朝，有点《鱼藻》的讽刺意味在里面。”隋炀帝随即让薛道衡出任司隶大夫，打算安置罪名。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衡杜绝宾客，低调做人，但是薛道衡却没能听从房彦谦的劝告。当时正好赶上议订新的律令，讨论了很久都没能决定下来，薛道衡便对群臣说：“假如当初高颍不死，那么现在新律令肯定早已决定了，而且已经颁布执行了。”有人将此话上报给了隋炀帝，隋炀帝听后大怒道：“你还惦记着高颎啊！”随即将薛道衡移交司法官署审问治罪。裴蕴上奏道：“薛道衡自恃其才，靠着先前文帝对他的宠信，怀有目无君上之心，将坏事加在国家头上，妄造祸端。论及他的罪名似乎比较隐晦暧昧，可是推究他的真情实意，的确有重大的悖逆之罪。”隋炀帝说：“对。我年轻的时候同他一道伐陈，他轻视我年幼无知，便与高颎、贺若弼等人在外擅弄权威，等到我即位之后，他心怀不安，幸亏天下太平无事，让他未来得及造反。你认为他悖逆，正合了朕的本意。”
薛道衡自认为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，就催促司法官吏早做判决，他希冀等判决结果一上奏，隋炀帝肯定会下令赦免他。还事先通知家里人准备饭菜，以招待前来问候的宾客。可是等到上奏，隋炀帝命令薛道衡自尽。薛道衡根本不曾意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所以他并没有自尽。司法官吏又将这一情况奏报给炀帝，炀帝随即下令将薛道衡勒死，并将他的妻子儿女全都流放到了且末。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薛道衡死得很冤。
薛道衡因其才学而享有盛名，甚至遭到隋炀帝杨广的嫉恨。等薛道衡死后，隋炀帝还恨恨不已地说：“还能写‘空梁落燕泥’吗？”一些小人善于揣摩隋炀帝的意思，找了个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让薛道衡自尽，一代文豪终被赐死。像隋炀帝这样不能容人的皇帝，注定要失去天下。
（隋恭帝义宁元年）李密说翟让曰：“今东都空虚，兵不素练；越王冲幼，留守诸官政令不一，士民离心。段达、元文都，暗而无谋。以仆料之，彼非将军之敌。若将军能用仆计，天下可指麾而定也。”乃遣其党裴叔方觇东都虚实，留守官司觉之，始为守御之备，且驰表告江都。
密谓让曰：“事势如此，不可不发。兵法曰：‘先则制于己，后则制于人。’今百姓饥馑，洛口仓多积粟，去都百里有余，将军若亲帅大众，轻行掩袭，彼远未能救，又先无豫备，取之如拾遗耳。比其闻知，吾已获之，发粟以赈穷乏，远近孰不归附！百万之众，一朝可集，枕威养锐，以逸待劳。纵彼能来，吾有备矣。然后檄召四方，引贤豪而资计策，选骁悍而授兵柄，除亡隋之社稷，布将军之政令，岂不盛哉！”让曰：“此英雄之略，非仆所堪；惟君之命，尽力从事，请君先发，仆为后殿。”
庚寅，密、让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，逾方山，自罗口袭兴浴仓，破之；开仓恣民所取，老弱襁负，道路相属。
隋恭帝义宁元年（公元6者7年），李密劝说翟让道：“如今东都空虚，士兵平素又都没有受过什么训练，越王杨侗尚且年幼，留守京城的诸位官员又政令不一，士民早已是人心涣散。段达、元文都愚昧而缺乏谋略，依我之见，他们并非将军您的对手。假如将军能够依从我的计策，天下便唾手可得。”随即派遣他的党羽裴叔方前去窥探东都的虚实，留守东都的官员对这一情况有了觉察之后，便开始着手准备防御，并且还派人驰马去江都送奏表给隋炀帝。
李密对翟让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我军不得不有所行动了。兵法上说：‘先动手就会争取到主动权，后动手就会受人挟制。’现在百姓正遭受饥荒，洛口仓囤积着很多粮食，距离东都有百余里，假如将军您能亲自率军，轻装上阵，掩杀突袭，他们必定会因路远而无法救援，而预先又没有什么防备，那么攻取洛口仓简直就像从地上捡拾东西一样容易。等到对方得知消息，我们都已经得手了。发放粮食以赈济饥饿的百姓，远近之人有谁会不来归附我们呢？只需一个早晨就能聚集到百万之众。我们依仗着得来的威名，养精蓄锐，以逸待劳，即使东都派军队前来，我们也早已做好防备了。然后我们就发布檄文号召四方之士云集响应，任用豪杰贤士，听取他们的计谋，挑选骁勇强悍的将领，授予他们兵权，这样就能一举推翻隋朝，颁布将军您的政令，这难道称不上是一次盛举吗？”翟让说：“这是英雄的韬略，并非我所能够担负的，我只是听从您的安排，尽全力把事情办好，还是请您先行进发，我做殿后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