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正如赵师侠提出“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”后世

当然，正如赵师侠提出“其间事关宫禁典礼，得之传闻者，不无谬误”，后世也有对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质疑与不满：

其一指其记载不全，多所遗漏。较早提出这一观点者，正是关注汴京遗迹的李濂。他认为《东京梦华录》大致“拟宋敏求《东京记》而作”，却远不及宋敏求学问闳博。特别是，孟元老寓京师二十四年，“是时艮岳已成，梁台、上方寺塔俱在，而录内无一言及之”，“所遗漏者抑多矣”（《跋 东京梦华录后》）。胡震亨将《东京梦华录》收入《秘册汇函》丛书并写跋语，在肯定作者“善记风土”之后，也指出“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，无论诸宫，只如政和新宫，自延福、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，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”；“且记中尝及童、蔡园第，后家戚里，当时借权灼焰、诱乱导亡之事，绝不因事而见，此盖不得杨衒之《洛阳伽蓝》法耳”，认为孟元老之书不仅有遗漏之失，更有肤浅之病。

其二指其故意隐讳，逃避责任。这一说法是由清代中晚期人提出来的，与之相关的所有记载，均出自张元济《涵芬楼烬馀书录》收入毛晋旧藏影元钞本《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》时所援引的一段旧说：

余友邓孝先藏道光壬辰常茂徕秋崖钞本。常氏跋云：“艮岳为一时巨观，且以萃天下之名胜，独缺而不书，谢朴园序指为‘为宣和讳’。以余观之，讳诚是矣，而‘为宣和讳’则非。何则？花石之进，为太守朱勔；艮岳之筑，专其事者为户部侍郎孟揆。揆非异人，即元老也，元老其字，而揆其名者也。推元老之意，亦知其负罪与朱勔等，必为天下后世所共指责，故隐真名而著其字。”孝先谓“揆字元老，无他书为之左证，而前人读书细心处不可掩”云云，爰录其说，以广旧闻。

张元济曾见好友邓孝先所藏清代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常茂徕《东京梦华录》钞本上有常氏跋语，重点探讨孟元老为何单单不记开封城中最著名的艮岳。常茂徕（1788—1873）是开封人氏，科场屡试不第，喜收拾乡邦文献，曾经注释明末遗老记录明代汴梁景况的《如梦录》。由于过分专注于汴梁史地文献，常茂徕与明代开封人李濂一样，特别在意《东京梦华录》于艮岳“独缺而不书”的问题，李濂以为是元老“遗漏”，常茂徕却欲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。他见过乾隆时人谢朴园为《东京梦华录》所写序文，文中提出孟元老是“为宣和讳”，即有意避而不谈徽宗为修艮岳而导致国力困竭、以致金兵乘虚灭亡北宋之事。常茂徕认为“讳诚是矣”，不过孟元老并非“为宣和讳”，而是有意避讳自己的罪行，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主持修筑艮岳的孟揆。常茂徕标新立异之语一出，不仅坐实了《东京梦华录》内容方面有所“遗漏”的动机，而且引发了关于《东京梦华录》作者身份的探讨。

“幽兰居士孟元老”是《东京梦华录》作者在《自序》中所署之名，“幽兰居士”为其雅号，这是可以肯定的；“孟元老”其人却不见于宋代正史与其他任何史籍。最早将《东京梦华录》刊刻成书的赵师侠，跋语中只说“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，为《梦华录》”，“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，亲承声欬，校之此录，多有合处”，他并未亲见这位“幽兰居士”；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大约成书于1238年以后，书中说“元老不知何人”；宋元之际的马端临、明代中叶的李濂，全都祖述陈氏“不知何人”之说；乾隆时期官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四库馆臣虽然学识渊博，也说“元老始末未详”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常茂徕抛出“孟元老即孟揆”之说，正如收藏其钞本的邓孝先所言，“无他书为之左证”；张元济援引其语，也只是赞赏“前人读书细心”而已；邓之诚《东京梦华录注·序》则直指其为“奇想天开”，缘于“不甚读书”，学识有限。不过，由于《东京梦华录》专记北宋末年东京各种事物风貌，成为现当代研究北宋都城建筑、都市文化、音乐戏剧、民俗民风、衣食住行等诸多领域所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，围绕《东京梦华录》的研究成为一个小热点，学界关于孟元老身份的讨论仍不时出现：